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的宏观背景下，出口管制已从传统的技术性合规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加速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于2020年12月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于2024年12月配套实施，商务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针对特定国家、特定物项的管制公告。与此同时，美国BIS、OFAC持续扩大实体清单与制裁范围，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升级各自出口管制框架。在这一内外联动的监管环境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合规压力空前增大，建立健全出口管制内部合规体系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答题”。

然而，笔者在服务各类涉外企业的实践中发现，许多企业在搭建合规体系时存在“重形式、轻实质”“重制度、轻执行”的问题——有的企业照搬模板编写了一本合规管理手册却束之高阁，有的企业建立了流程却因缺乏专业判断能力而形同虚设。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企业缺乏合规意识，而在于出口管制合规本身涉及法律、技术、贸易、关务等多个专业领域的交叉，单靠企业内部法务或关务部门独立完成体系搭建，往往力不从心。

基于近期对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实务观察，笔者将分上下两篇展开讨论：本篇立足中国法，以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公告2021年第1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确立的九项基本要素为框架，梳理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点，为对外出口企业提供一个理解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专业视角。下篇将聚焦欧盟内部合规项目（ICP）与美国的出口合规体系，进一步从国际化视野观察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监管逻辑与落地差异。

一、出口管制合规：企业出海必须跨越的门槛

（一）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法律基础与激励逻辑

《出口管制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且运行情况良好的，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其出口有关管制物项给予通用许可等便利措施。具体办法由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规定。”该条确立了内部合规制度的激励导向：建立合规制度并非普遍性的强制义务，但制度运行良好的出口经营者，可以就其出口的有关管制物项获得通用许可等便利。这一安排使合规体系从单纯的风险防范工具，转变为具有行政法上可期待利益的经营资产。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延续了同一思路：第六条明确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拟订并发布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合规指南，鼓励和引导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第十六条第二款则将内部合规制度建立且运行良好，作为出口经营者申请通用许可的条件之一，申请时需一并提交内部合规制度运行情况说明。《指导意见》亦载明，将根据内部合规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给予出口经营者相应许可便利，对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形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由此，内部合规制度的功能并不限于企业内部管理：它既是出口经营者申请通用许可的资格要件，也是违规发生后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裁量基础。

（二）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的战略价值

从实务观察来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 防御价值：帮助企业准确识别管制物项、审查交易对手、规避违规风险，避免行政处罚乃至走私犯罪的刑事责任。
• 激励价值：在已发生违规情形时，有效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可以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裁量因素。
• 商业价值：越来越多的境外客户在供应链尽职调查中将出口管制合规能力作为供应商准入的硬性条件，完善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本身就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内部合规机制的九项基本要素

《指导意见》明确，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应当具备九项基本要素：拟定政策声明、建立组织机构、全面风险评估、确立审查程序、制定应急措施、开展教育培训、完善合规审计、保留资料档案、编制管理手册。作为公告附件同步发布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指南》（以下简称“《合规指南》”），就上述要素的落地实施提供了进一步指引。九项要素并非彼此独立的清单，而是一个以高层承诺为起点、以组织机构为保障、以风险评估与审查为核心、涵盖应急措施、教育培训、合规审计各环节、最终由管理手册集成的完整运行系统。基于上述框架，笔者结合项目经验，就九项要素的落地要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拟定政策声明——高层承诺的制度化表达

出口管制合规机制的起点不是流程，而是高层态度的公开表达。《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拟定并发布由最高管理者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承诺性书面声明，申明企业将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并体现高级管理层对内部合规机制的支持态度。声明对内应当做到全员知晓，对外发挥宣传作用，其内容还可载明企业为此构建的工作原则、规则体系、组织权限与覆盖范围。

政策声明的实务价值常被低估。一方面，它是合规部门与业务部门产生分歧时的授权依据——缺少最高层的书面背书，合规审查在业绩压力面前往往难以坚持；另一方面，在监管调查、境外客户供应链尽职调查或者第三方合规评估中，政策声明通常是对方索取的第一份文件，构成企业合规文化的初步证明。

（二）建立组织机构——合规治理的组织保障

政策声明确立方向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组织保障问题。一个有效的合规组织架构，应当形成从决策层、管理层到执行层的完整链条，并确保合规职责在各业务单元之间清晰划分。《指导意见》对此提出两项具体要求：一是体现独立性原则，授权专责人员对任何有异议的出口相关行为发出禁令或者征询主管部门意见；二是避免仅由单人负责审查和判断复杂交易是否合规。实践中，组织架构的设计难点往往在于合规人员如何保持独立性、业务部门与合规部门如何协同、合规职责如何与既有管理体系衔接，需结合企业业务规模与组织形态具体设计。

（三）全面风险评估——合规资源配置的前提

风险评估决定合规资源投向何处。《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根据自身组织规模、所处行业、经营方式等情况，对可能面临的出口管制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识别易发生违规风险的业务环节，并根据风险等级匹配合规资源和审查内容；评估内容涵盖经营物项情况、客户情况、技术与研发情况、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内部运作情况、第三方合作伙伴情况以及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

实务中，风险评估最常见的失效形态，是照搬通用风险清单逐项打勾，而未结合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与客户分布作出具体判断。一份可用的评估结论至少应当回答三个问题：哪些产品可能触及管制清单、哪些交易链条存在走私风险、哪些客户可能存在出口管制合规风险。

（四）确立审查程序——合规判断的核心环节

审查程序是九项要素中唯一直接承载实体判断的环节。《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确立出口审查程序，明确经营过程中哪些特定环节需要实行内部合规控制，通过程序化、制度性管理，杜绝管制物项未经内部审查随意出口；审查要点包括经营的物项是否为我国出口管制清单控制物项、经营行为是否符合出口管制法律法规、最终用户所在国是否为受联合国制裁国家或者其他敏感国家（或地区）、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是否存在风险、最终用途是否具备合理性、客户的支付方式是否符合一般商务习惯、出口运输路线是否合理等。就风险分布而言，实务中问题最集中的是首尾两端——物项识别与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审查。

1、物项识别：审查程序的逻辑起点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明确要求，出口经营者应当了解拟出口货物、技术和服务的性能指标、主要用途等，确定其是否属于两用物项；无法确定的，可以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提出咨询。这既是一项法定的自查义务，也是一条现成的救济通道。而实践中最突出的短板恰在于此——相当数量的企业对其产品是否落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无法作出判断，亦不具备向主管部门咨询的经验。

物项识别的核心难度在于：技术参数的比对涉及管制清单中高度专业的技术指标，非专业人员难以准确解读；参数处于临界值时的判定尤为棘手；新型产品和跨目录产品的归类常常存在争议。此外，管制清单本身处于动态更新之中，企业不仅要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还要建立持续跟踪机制。

2、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审查：执法关注的重中之重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四条要求出口经营者在申请许可时提交最终用户出具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文件；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发现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已经改变或者可能改变，或者证明文件存在伪造、变造、失效等情形的，应当立即停止出口，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核查。

（五）制定应急措施——风险事件的报告与处置

即使事前防范机制完备，仍可能出现合规风险事件。《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设置内部举报途径和可疑事项调查流程，员工发现可疑订单、可疑客户或者可疑行为后应当及时报告，由内部合规机制开展调查并作出决定；发现出口物项应当申请出口许可而未申请，或者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发生改变、与合同不符的，应当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并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这一要求在《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中有对应的法定义务：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应当立即停止出口、报告并配合核查的三类情形，第三十五条要求出口经营者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按要求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并配合调查处理；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照第四十条承担相应行政责任。

报告环节的每一步都涉及专业判断——何时报告、主动报告与海关主动披露如何衔接、报告内容如何准备、后续如何配合调查以争取从宽处理。处置不当，可能使本可从轻处理的违规事件升级为从重处罚甚至刑事追责。

（六） 开展教育培训——合规要求的传导与固化

再完善的制度，员工不了解、不掌握，也只是一纸空文。《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结合实际制定定期或者不定期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实现全员培训，并将出口管制培训列为员工绩效考核的指标。管理层的合规意识培训、业务部门的岗位专项培训、全体员工的基础合规培训，三者在内容深度、培训频率与考核方式上各不相同，需要分层设计。

《指导意见》将出口管制培训列入绩效考核的要求，实质是把合规从额外负担转为与业绩挂钩的岗位职责。缺乏考核约束的培训，参与度与知识留存率都难以保证，这也是不少企业的培训最终流于签到的原因。

（七）完善合规审计——合规有效性的持续检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定期对内部合规机制的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进行审计，评估具体业务流程合规操作的规范性，审计报告应当反映机制运行状况与整改方向；审计既可由企业内部专人实施，也可聘请外部第三方机构。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各项两用物项交易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审查流程、组织机构运行是否顺畅、可疑事项调查是否有效，以及合规事务是否存在需要改进之处。需要强调的是，合规审计不同于常规财务审计，其关注点在于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与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定期检查与专项检查如何配合、审计发现如何转化为整改措施，直接决定合规体系能否持续有效运转。

（八）保留资料档案——合规运行的自证基础

记录保存是证明合规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证据，也是在应对监管检查时进行自我举证的基础材料。《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七条要求出口经营者妥善保存与两用物项出口有关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文件以及合同、发票、账册、单据、业务函电等相关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指导意见》进一步列举了应予保留的文件范围，包括出口记录、与政府部门沟通情况、客户信息及往来文件、许可申请文件与审批文件以及出口项目执行情况，并要求对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的接洽视情予以记录。哪些记录必须保存、以何种形式保存才能被执法机关采信、电子化记录系统的功能架构如何设计——这些问题看似细节，但在稽查中往往直接决定企业能否有效自证合规。

（九）编制管理手册——各项要素的集成载体

管理手册是前述八项要素的集成载体。《指导意见》要求出口经营者编制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管理手册，涵盖各项基本要素规定的内容，普及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和合规制度，使员工能够通过手册及时了解并有效执行；手册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版本，但须内容完整、易于获得、便于执行。

手册编制中最常见的误区，是将其视为一份可以套用的标准文本。制度体系本应形成分层架构，并与企业自身的产品线、销售模式和审批权限相互咬合；模板与实际业务之间的落差，往往才是最大的隐患。手册的定制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合规体系的适用性与可持续性。

三、合规体系建设的四个常见误区

笔者在实务中观察到，合规体系建设中存在四个普遍性误区，值得企业高度警惕。

• 误区一：重制度建设，轻执行落地。部分企业花费大量精力和资金编写合规手册，但手册完成后便束之高阁。仅有制度文本而无法嵌入日常业务流转的合规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纸面合规。
• 误区二：重形式合规，轻实质审查。有的企业满足于完成审查流程表格的填写，却忽视了对产品是否落入两用物项的实质判断，以及最终用户背景和交易实质核实。
• 误区三：重静态合规，轻动态更新。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管制清单、管控名单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半年前建立的合规体系如果不做动态更新可能已经失效。
• 误区四：体系设计与国际脱节。在全球化经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管制和制裁风险往往源于海外法域。仅关注中国法律远远不够，合规体系应当具备跨法域的兼容性，至少覆盖中国、美国、欧盟三大核心法域的监管要求。

结语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的建设，涉及法律、技术、贸易、关务、信息安全等多学科交叉，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工程。近年来，笔者注意到一个显著趋势：越来越多的大型制造企业、头部科技公司、新能源产业链企业在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中选择引入外部专业团队，与内部法务、业务部门协同共建。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运动战”，而是需要持续投入的“持久战”。从近年来的执法动态和合规实践来看，凡是合规体系运行良好的企业，在面对监管检查、出口管制风险甚至违规事件的应急处置时，都展现出了明显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更从容的应对空间。合规不再仅仅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日益成为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的基本门槛和核心竞争力之一。

正如《出口管制法》总则中所揭示的立法精神，出口管制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也要统筹安全和发展。笔者帮助企业构建出口管制内部合规体系，也正是在这一立法框架下，寻找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只有以合规促发展、以合规赢信任，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贸环境中实现基业长青。

原标题：一线观察丨出口管制内部合规体系建设（上篇）：从纸面合规到实质合规

来源：金杜研究，https://www.kwm.com/cn/zh/home.html 

作者：

• 冯晓鹏，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合规业务部；业务领域：跨境电子商务、海关与贸易合规、出口管制合规及争议解决；邮箱：fengxiaopeng@cn.kingandwood.com
• 李思然，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规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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